如果过于强调管理学术界“接地气”，则有可能“降档次”。当今的大学，在就业压力下，已经有了较为普遍的技校化倾向。正如人们经常批评大学生“眼高手低”那样，对“眼高手低”的指责需要有一个恰当的尺度，否则，一味说大学生眼头太高，有可能“手”提不到大学的层次上来，反而把“眼”降低到技校的水平下去。任何一个国家，必须有少量的学者游离于实践之上，同样有大量草根进不了学术圈子。这不是社会地位差别，而是社会分工差别，第欧根尼式的人物，是社会进步的风景线；默默劳作的大众，是社会发展的柱础石。没有二者的游离，就没有真正的学术。中国管理的真正进步，需要明确界定学者、培训师、经营者的各自职守，各尽其职。要求研究管理的学者具有丰富的实战经验，同要求一线经理具有教授级学术水平一样荒谬。提出这种要求，实质是否定社会分工。
作为学者，需要通过教育改革，促进学术共同体的形成。这个学术共同体，需要有真正的研究者，用马奇的话来说，要能够发现并研究“有意思的题目”，其中少量人能够起到引领学术发展的作用。没有这样的研究，中国的管理学就只能跟随在西方身后，用中国数据验证西方理论。对于这种学者，不求其研究“有用处”，只求其研究“有意思”。就像爱因斯坦，只提出相对论，而不设计反应堆。这种研究，基本上不能采用团队方式，更不能靠项目推动，唯一的动力就是学术追求。但是，中国现行的高校和研究机构体制，不但没有这种学者的出头之地，甚至没有这种学者的立足之地。在中国，相当多的人都知道彼得·圣吉的《第五项修炼》，一讲学习型组织就会说到圣吉，但不要忘了，如果没有阿吉里斯等人对组织学习理论的持续研究，圣吉的学习型组织很有可能就会流于江湖术。多数企业家不读阿吉里斯的书，因为有太多的专业术语，太繁琐的分析论证。而圣吉把它简化通俗了。但是，圣吉和阿吉里斯之间具有共同语言，能够进行学术对话。对于阿吉里斯的组织学习理论，人们不能要求直接用它来改进管理，它所需要的是对管理中的问题给予学术解释。这种解释是经营者自己无法完成的。再例如，清代考据学的丰硕成果，对中国古代典籍进行了系统整理，正是这种考据，使后来的康有为能够利用它写出《新学伪经考》鼓动变法。没有前面的考据学为基础，后来的戊戌变法就缺乏思想根基。
大量的普通学者，在进行管理研究的同时从事管理咨询和培训。以西方为例，从马奇到阿吉里斯再到圣吉，形成一个学者过渡带。他们同属于一个学术共同体，但职责有所不同，有的偏于研究，有的偏于培训。他们都需要相应的研究基础。笔者认为，这种共同体形成的书面标志，是教材的体系化。中国现有的管理学教材，普遍存在严重的碎片化现象，是一种管理知识的杂拌沙拉，有的甚至存在着逻辑冲突，这正是相应队伍碎片化造成的。能够做到浑然一体，意味着学科边界和学术语言的一致性。对于培训师来说，除了有厚实的学术底子外，还要注重受众的需求。纯学者不要求其有高超的演讲能力，但培训师必须有能够吸引听众的表达和阐释。现在那些野路子的江湖培训师，尽管他们所讲的内容不敢恭维，但他们的口才和吸引力值得借鉴。汤姆·彼得斯的盛名，就与他的演讲能力有直接关系。中国近代的梁启超和孙中山，都是演讲大师，近代的变法和革命，与他们的鼓动能力紧密关联。
管理实践者在接受培训时如何辨识真正的培训和江湖游医？真正的培训，会启动受众自身的思维，而江湖游医则会把自己的医术说得天花乱坠，竭力使你相信他。西方的培训名家如彼得·德鲁克和查尔斯·汉迪，都是尽力启发受众思考，增进他们的自治能力，而传销者进行的洗脑，则不允许受众反问和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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