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者的矛盾，几乎是必然的。
英国的管理学家厄威克曾经尖锐地指出：学者考虑的是如何吸引出版社和各种委员会的眼球，如何能够在职称和学术圈中占优势，而丝毫不考虑现实中的企业需要什么。由此形成了学术与实践的“双轨制”，而且是两条不相交的轨道。实践需要的是可预测未来的水晶球，而学界在精心构建象牙塔。厄威克批评说，在学校，教师的利益比商业需要更重要，学者教给学生的是他们想要研究的东西，而不是企业需要的东西（JohnTrinkaus,UrwickontheBusinessAcademy-managementConsultantLyndallUrwick,BusinessHorizons,Sept-Oct,1992）。实际上，厄威克的批评还不完全，培训师存在同样问题，他们首先考虑的是培训公司的收益，而不是服务对象的实际需要。例如，曾经风靡全球的“流程再造”，使进行再造培训的哈默和钱皮一度风光无限，赚了大钱，而接受再造培训的企业起码有半数以上开进了滑铁卢，惨遭失败。
美国的学界也有类似说法。在管理实践领域有崇高声望的德鲁克，一直受到学院派的排挤。彼得斯曾经说，他在斯坦福上学时，没有一位学者在课堂上提到德鲁克的名字。这一点，彼得斯可能言过其实，但是，德鲁克不入学界法眼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从德鲁克任教的学校就可以看出，他从欧洲来到新大陆后，无法进入一流学校，直到他名气大震，也没有得到一流商学院的青睐，学界始终把他看作“记者”与“作家”。而在理论研究上具有重大贡献的西蒙，作为诺贝尔奖获奖者，始终未在具体的管理实践中施展功力，实践领域的人们很有可能认为，西蒙这样的学者只能玩国际象棋。某些大师（guru）对学院派的鄙视，学院派对大师浅薄的嘲弄，形成了形形色色的交锋。
再进一步，不同的学校，在对待管理实践的态度上也有差别。追求“人气”和社会声望的哈佛商学院，对于贴近实践要宽厚得多；而追求“名气”和学术声望的普林斯顿大学，干脆就不成立商学院（当然，也不成立法学院）。以咨询和培训出名的德鲁克、戴明，游离于知名学府之外，而以学术出名的卡内基-梅隆学派，在实践界几乎没有声音。
当然，西方的管理学发展积淀要比中国厚实，所以，这种“三岔口”状态实际上有着“管理共同体”（借用库恩在论证科学范式时提出的学术共同体概念）约束。所以，学者、培训师、经营者尽管互相贬低，但起码可以采用共同术语，能够进行职业对话。例如，著名管理咨询大师德鲁克虽然受到学院派的排斥，但没有人把他看作“外行”，而且在实际上影响着学院派的研究注意力；反过来，身在学院、从来不做咨询的学者马奇，拿着小说和剧本讲授领导力课程，但其授课方式却影响到管理咨询和培训领域。以此来看，西方的管理学术与实践尽管存在隔膜，但却依然能够互相影响互相渗透，他们的抵梧尚在业界“可容忍”的范围。
由此可见，学术与实践若即若离甚至不搭界，是世界现象，不独中国特有。这类问题如何解决，是真正的“前沿”。更有可能，这本来就不是问题，而是学术发展的正常现象。在一定意义上，这是现代职业分化所要承担的必须代价。用一个不一定恰当的比喻，以征服现实世界的亚历山大为一端，以漫游思想梦境的第欧根尼为另一端，双方确实不搭界，但亚历山大和第欧根尼两人，却能够以思想对现实的挑战和现实对思想的敬意做到共存共荣。所以，中国作为管理学的后起国家，先别急于挑战这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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