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培训，靠的是驾驭会场、诱导听众的能力，而不是靠管理知识和思维训练。如果说，以彼得斯为代表的西方洗脑式培训，在洗脑时还要以管理学的基本知识为基础（汤姆·彼得斯毕竟在斯坦福大学受过科班管理教育，而且彼得斯在揶揄学院派时并不否定管理学术），那么，中国的洗脑式培训，连“离经叛道”都算不上，因为这种培训师基本上不掌握正规的“经”和“道”，只是一种江湖野路子。
当然，如果没有市场，江湖野路子就会自然消亡，然而，中国在管理领域存在着巨大的江湖市场。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使一批中小企业经历了“野蛮成长”（万通冯仑语）道路。经过痛苦转型做大做强的企业，其自身经历就足以构成一部内涵丰富的管理教科书，只有那些至今还在生存线上挣扎的中小企业，面对环境的巨大变化，才会胸中无数手中无招。所以，这些中小企业是最需要管理培训的主儿。然而，这批企业从创立到发展（有些则是跳槽式创办兼发展，即根据大气候不断变换经营内容），一直没有走上规范化管理的道路。当初的起步乃至现在的转型，主要是靠外部环境提供的机遇，所以，这些企业家，对政策变化的嗅觉灵敏度远远高于对市场变化的感知，对党政领导人和主管部门的熟悉程度远远高于对自身组织的了解，他们是弄潮儿而不是游泳健将，而正规的管理培训要练蛙泳的基本功，这对于他们来说不但刀下见不了菜，而且近乎无用。以往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都使他们更重视潮流和悟性，而不重视严密的逻辑和精致的管理。江湖式培训正好能够适应他们这种需要。即便起不到真正的作用，也会使他们增强信心并“感到”某种鼓舞。他们需要的培训，是吸了鼻烟打出一个喷嚏的感受，这是学院式教授难以提供的。
另外，由于中国持续几十年的革命，使传统遭到了极大破坏。“国学”之所以能热起来，是因为多数人已经不大知道国学是什么。从现在讲国学的实际情况看，真正从事国学研究的学者反而很难适应，因为面对传统的人为断裂，真正的国学，需要从最基础的常识讲起，否则就说不明白。如果陈寅恪复生并让他给企业家讲学，估计他那种严密考证的讲授会把慕名而来的大部分听众吓跑。所以，现在一批讲国学的培训大师，基本上是介绍一些简单的文史常识，并非学理上的深入探究。以《论语》和《道德经》为例，语录体名言警句如果没有具体的情境分析，基本上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只要有出色的表达能力，哪怕没有研究也可以讲得有声有色。这种现状，使脱离了相关研究的国学培训可以大行其道。
大体上，同西方相比，中国未能形成管理学的学术共同体（主要表现为评价标准非学术化，跟风式的机会主义），培训缺乏学术支撑（学者和培训师两个群体之间断裂）。企业家的成长道路差异，使面向中小企业的培训难以渗透学术内容。这些问题，会对中国的管理培训带来比较长期的负面影响。
三、今后的出路
有人认为，没有管理经验的学者从事管理教育，是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研究者要有管理实践。这种说法貌似有理，其实不然。如果让有丰富实践的人来从事培训，有理论研究的人去从事经营，实际上是混淆分工。这等于让劳模做报告，把学术研究降低到经验介绍层次；让学者下班组，把快刀斩乱麻的实际操作变成抽丝剥茧的理论分析。其结果是整体降低两个群体的水平。这是错位，不是进步。中国长期存在着“粗分工”的传统，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排斥分工而美化自给自足，曾经的“五七道路”就是一例。强调研究者要从事实践，逻辑上就会走到当年的“七二一大学”道路上去（所谓七二一大学，是根据毛泽东对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批语举办的厂办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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