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评选全世界最应该感谢股灾的人，杜纪川和孙大卫一定会名列前茅，甚至并列榜首。
曾经，股灾让人生步入中年的他们一夜倾家荡产。而今，被股灾逼迫、激发，再次创业的他们，双双名列2015《福布斯》全球华人富豪榜第51位。
一、大陆出生的杜纪川，在台湾长大。在台湾读完高一后，杜纪川从高雄搭舢板船偷渡到香港，再以大陆难民身份取得香港居民证，1962年转赴德国，在Techniche Hochschule Darmstadt攻读电机工程学位，1972年移居美国，从房地产销售工作起步谋求发展。
干房产销售期间，杜纪川在篮球场上遇见了一生的挚友，后来的创业搭档孙大卫。相投的兴趣，让二人相见恨晚，时常一起交流，盘算追求美国梦的机会。当时，孙大卫在一家科技公司做硬件工程师。他常常和杜纪川提起，公司做一块电脑主机板成本200美元，售价却高达2000美元，而且根本不愁卖，赚钱效应实在惊人。学工科出身，又在地产销售中有了销售自信的杜纪川从中听出商机：不如我们也来干这样的生意，你来设计主板，我来负责销售。
1982年，二人同时辞职，在杜纪川家里的车库创办了专门做服务器内存的公司：Camintonn.因为赶上了美国计算机产业发展的黄金时期，他们的生意出奇的好，常常是产品还没出来，人家就已把货款交到他们手上。
两年后，一家计算机公司希望收购Camintonn.深感创业艰辛，也没什么宏图大志的两个人，觉得钱赚到这样已经差不多了，于是卖掉公司，把各自分到的100多万美金交给股票经纪人去做投资，开始了安逸闲淡的生活。
二、1987年10月17日，美国股市在屡创新高后突然崩盘。道指一天跌幅高达22.6%，很多股票从上百块跌到几块钱。几小时内，美国股票总市值蒸发5000亿美元，相当于全年国民生产总值的1/8，很多投资者输掉了全部身家。
杜纪川和孙大卫投入股市的钱全部赔光。
一天之内，从百万富翁变成了一无所有。突如其来的打击，让他们陷入悲伤，尤其觉得愧对家人，但回到家中还要强作笑颜，假装没事发生。夜深人静，已经46岁的杜纪川，既无处话凄凉，又要操心如何度过眼前的难关，谋划一家人的新出路与活法。孙大卫也好不到哪里去。两周后，两人心情稍微平复，相约出来喝咖啡。他们相互安慰，鼓励，最后决定再次创业，重头再来。
途中，他们开车经过海边，夕阳西下的日落美景震撼了两人。他们决定停车下来，好好享受一下那久违的轻松与美好。
看着渐渐落入海平面的夕阳，回想一路走来和遭遇的陡变，沉默良久之后，两人几乎不约而同地对着大海与落日喊道：总有一天我们还会赚回来！
三、杜纪川翻箱倒柜才从车库找出2000美元，充当了新公司的启动资金。他们为公司取名“金士顿科技”，之后便一头扎进车库，再次创业。
杜纪川和孙大卫奉行一套与众不同的管理文化与商业价值观。他们几乎从不采用MBA或现代企业治理中关于人事管理和绩效考核的严苛办法，除了工厂生产线排程以及财务规划这两个领域外，金士顿几乎是一家没有“管理”的公司。
“尊敬、忠贞、公平、弹性与适应性、对员工投资、工作乐趣”是杜纪川和孙大卫的经营价值观。他们把公司和员工之间的关系塑造成家庭和家人关系，员工上班不用打卡，也没有KPI，别人相信制度和管理，他们相信良心，相信我对你好，你就会对我好。甚至他们说自己是资本主义下的共产主义人。
因为这样的管理文化，金士顿成为美国科技界一个令人向往的“乌托邦的理想国”，也是一度备受质疑的“奇葩公司”。
金士顿规模尚小时，一位《洛杉矶时报》记者前往采访。见识过杜纪川、孙大卫的“无为而治”后，他警告二人：
你们现在可以这样管，等做到2亿美元就不行了。后来，金士顿做到了2亿美元，这位记者再次来到公司，发现公司的管理依然没有变化，又改口继续警告：这种方式一定做不到10亿美元。
“现在我们每年营收超过65亿美元了，但还是在这样管理。”后来，他们这样告诉这位记者。这位记者则感叹，全世界也不会有其他人敢像他们这样做生意。
四、或许是对创造财富有足够的自信，或许是股灾中的经历让他们看到金钱即使失去，也不过如此。杜纪川和孙大卫再次创业后，都把钱看得很轻。听到员工有什么困难，杜纪川会二话不说，塞个几百几千美元进员工的口袋；和员工出差，他喜欢来个额外的免费旅行，让“工作寓于娱乐”，甚至，还会带着他们到赌城看秀，开心一把，放松平日的紧张。
1996年，孙正义的日本软银以14.5亿美金收购金士顿后，杜纪川和孙大卫在员工应得的奖赏之外，拿出1亿美元分给所有员工，每个员工平均分到超过200万人民币。
令人羡慕也称奇的是，大方付出的他们，最后总能得到更多，从来不把钱放在第一位的他们，最终却成了世界级的超级富豪。
比1亿美元分红还要传奇的是，当孙正义以14.5亿美元买下金士顿，支付了11.7亿美元，因为运营资金紧张，希望对剩下的3.3亿美元延期支付时，杜纪川、孙大卫只是相互打了个电话，就告诉孙正义：这3.3亿美元，我们不要了。而最的传奇是，1997年，对硬件企业不再有兴趣的软银，决定把金士顿卖掉，最终又主动找到杜纪川、孙大卫，让他们以4.5亿美元买回了金士顿。
14.5亿美元卖出， 4.5亿美元买回，即使剔掉一句话就送给孙正义的3.3亿美元人情，杜纪川、孙大卫还是在1年多的时间里，因为孙正义的这一折腾，净賺了6亿多美元，可谓是全世界对孙正义最大方，也从孙正义手中赚钱最狠的人。
问：是什么支持金士顿持续高增长？
杜：一直以来，我们努力于不断“突破”自己。我们从未用守成的思维来思考业务和发展，总是强调进取，强调朝前看，强调竭尽所能去把握新机会。
我们一向坚持独特且吸引人的企业文化，持续投入科技创新，让同事始终拥有最宽松的工作环境，去发展最高质量、最符合市场需求的产品和服务，并得到最好的工作回报。这也是我们能够持续团结一致，获得成功的重要原因。
问：你在德国留学，怎么去了美国？
杜：
我不算是一个好学生。中学在台湾念师大附中，因“外务”太多、逃学也多，而被退学。我并不是不喜欢念书，只是觉得生活不应只专注在书本堆中。也因为这样，我的家人决定送我到德国，让我自己去闯世界。
德国念完书之后，我决定到美国发展。说来有意思的是，我在德国攻读电机工程专业，但到美国却做了房地产销售的工作，并非一开始就踏上高科技之路。我一贯的作风是，从容易做的事情做起并且做好。当时的环境是，找房地产销售工作比较容易并且能挣钱，而做高科技或者工程师则困难一些。
问：你和孙大卫怎样开始的创业？
杜：我做房地产销售的时候认识了孙大卫。他在一家公司做硬件工程师。他常常和我说：一块主机板卖2000美元，但成本只有200美元，实在是很赚钱！
我很羡慕这个生意有这么高的利润，这么好挣钱，于是想到一个主意：可不可以我们合作，他设计主机板，我来销售？我认为，只要他有信心做出好的主机板，我就有信心将主机板销售出去。
问：于是你们就干了？
杜：对，孙大卫同意了我的想法。我没有看错他(笑)。我把家中的车库当成公司办公室开始创业，成立了一家销售Work Station内存的公司。
我们两人都是工程师出身，没有制造、成本、销售等经验，但我们很大胆，还在摸索时期，就刊登广告招揽客户。
两年之后，这家公司被一家计算机公司收购，我们两人各拿了100万美元。
这在当时算不小的成功，我们有些陶醉于这个成绩，把钱交给股票经纪人进行股票投资，开始了近乎退休的惬意生活，希望股票大赚，惬意到老。
问：股票投资的效果不好，所以转而做了金士顿？
杜：不是不好，是非常糟糕。1987年10月17日，美国股市一夕之间崩盘，我和孙大卫的积蓄化为乌有。
那天是我毕生难忘的日子。原本，我们已财务自由，但一夜之间一贫如洗。
一阵非常沉痛的沮丧后，我们决定重头来过。
我们看好当时的内存市场，决定继续创业。但再一次开始时，条件已非常艰难。我还记得，我们在家中抽屉里东翻西找也找不出来多少钱，最后还是在车库中找到差不多2000美元，于是就以那2000美元作为资本，创立了金士顿。
问：金士顿成立后发展顺利吗？你们采取了什么办法重新站起？
杜：
人们都说，成功没有捷径。但我认为是有的。成功的捷径就是懂得发现市场的潜在需求，懂得利用市场上已有的东西加上自己的东西去满足需求。这也是我们给金士顿找到的成功捷径。
我们看准了DRAM市场的潜力，大量低价买进DRAM颗粒，重新设计包装，然后再以模块方式销售出去。市场验证了我们的判断，DRAM大缺货，我们也就天时地利人和，很快做出很好的成绩。
问：1996年8月，日本软银以14.5亿美元收购金士顿80%的股份？你们为什么要卖公司？
杜：其实，我和孙大卫并不想卖给他们，但是他们十分坚决而且锲而不舍。我们两个人，应该说，都不是那种非要做出伟大成就的人，我们都热爱生活，不把工作当成人生的全部。
软银让我们看到再次退休享受生活的机会。
另外，我们也在思考着，DRAM产业波动剧烈，公司规模日渐壮大，经营稍有不慎，怎么保障员工呢？软银那么有实力，又雄心壮志，让他们经营应该没错。所以就决定将公司交给日本软银经营。
问：这中间，你们还免掉了软银3.3亿美元的未付款，为何要这么大方？
杜： 软银当时正努力扩张，运营资金比较紧张。交易过程中，他们对最后的3.3亿美元感到无力支付。于是向我们说明困难，并且提出延期支付的希望。
我和孙大卫认为，我们已经收到了10多亿美元，已经赚到足够多了，这3.3亿美元可以说多出来的钱，不需要为这笔钱让对方受苦。所以告诉对方说，剩下的，我们不要了。
问：但1997年7月你们又以4.5亿美元把这个股份买了回来？
杜：是。这个过程充满戏剧化。
后来软银发现买下金士顿是个错误的决策。当时他们所投资的公司都是以网络公司为主，只有金士顿和另一家出版社与软银其它公司的属性差异甚大。
隔行如隔山，每当软银股价上涨时，这个问题也总是会被市场分析师提出来，让他们十分头痛。但他们也不想将金士顿易手他人，只想我和孙大卫将金士顿买回来。被他们的诚意感动，我们也就答应了他们，重新把公司买回来。
对方也给了我们很优厚的价格：1年前我们用10多亿美元卖出去，现在只要不到5亿美元的价格就买回来，而公司在这期间的业绩还在增长。
问：免掉人家3亿多美元，一卖一买净赚了6亿多美元？很想知道，这几亿美金飘来飘去，是一种什么样的滋味？
杜：我们曾经一贫如洗过，然后又经历这样的财富起伏。大有一种“千金散尽还复来”的人生体验。这可能也是坚定我们价值观和管理文化的一个原因。
我和孙大卫从来不会为钱吵架，我们也不会只为钱而做事，我们很清楚人生中，还有很多东西是比钱财还重要的。我们一直认为，在相比较之下，金钱是比较不重要的。
问：出售股份给软银的当年，你们把一亿美元分给员工，你也多次当选美国人心中的梦幻老板，请分享你对待员工，对待管理的心得？
杜：我们一向将员工视为一家人，而不是站在资方的角色去对待员工。金士顿将员工视为一家人，我们一直都与大家共同分享利润，并以此作为对员工的感谢。我们一向相信快乐的工作环境是大家能够达到极佳工作绩效的关键，所以一直努力营造可以让员工快乐工作和享受工作的环境。
金士顿就像是个大家庭一样，所有的员工对于这个“家”都能有着一份归属感。在这里，任何问题都能够商量、讨论、以及分享。我们和供货商以及客户之间，也像亲人一样，互相帮忙和扶持，让商场上的尔虞我诈在我们这里看不到。
谈到员工管理，其实金士顿的“以人为本”管理方式是没有跨国或是跨文化的区别的。举个例来说，我们在欧洲的员工，有25种国籍，我到欧洲出差时，大家一同吃饭或是闲话家常，都是一样的，不会有不同的相处方式。关心员工是不会因为国籍或是地区不同而有差别的。
不过呢，因为文化差异，虽然大方向不变，但是与各地员工间的管理方式还是会依文化差异而作调整，这样才能够做到充分了解员工需求，尽量满足员工需求。
问：你和孙大卫是公认的黄金组合，你们之间有没有出现过危机？杜：我和孙大卫是彼此信任及尊重。我们对彼此的信任维系了我们几十年的关系。尤其是我们的患难之情，让我们不会为了钱吵架。但我们会为了idea(主意)吵架。遇到了分歧，我们会平下心来，想一想，再进行沟通，交换想法，然后达成共识，不会有吵到面红耳赤的情况。
我和孙大卫都很幸运，能有今天这样还算满意的成就。我们认为创业伙伴的关系就像夫妻，要看对方的优点，而不是挑缺点，尤其是两人之间不能过于计较，不能去计算谁贡献多、谁贡献少，这样合作才能长长久久。
问：在你记忆里，你过得最艰难的是哪一段岁月？对你产生怎样的影响？
杜：留学德国时，我一句德文都听不懂，再加上当时的德国很排外的，因而内心非常惆怅，感觉好像被孤立。那时，我还在亲戚经营的中国餐馆打工，常常会受到客人的冷嘲热讽。在那段岁月中，我体会到人情冷暖。但它最终带给我正面的力量，让我日后懂得如何应付各项挑战和挫折。
问：你现在的日常作息怎么样安排，有什么特殊的爱好呢？杜：我的工作时间表经常排得满满的，工作之余喜欢打篮球，也喜欢打鼓。
我在台湾念书的时候，就与同学合组了热门音乐团(Band)，这可能是台湾最早的学生乐团吧！也因为对于西洋音乐有着不可言谕的喜爱，现在，我和一群喜爱音乐的朋友们组成了“加州梦幻大乐团”，我负责打架子鼓。我们经常会在华人小区的慈善筹款会义务演出。
问：现在，您怎么看股灾中一无所有的经历？
杜：在我的记忆里，我总是觉得1987年10月17日那一天才是金士顿真正的诞生日。因为没有这个节点的出现，我们就不会重起炉灶，后面的故事就不同了。
1987年，我已46岁了。一个46岁的人，从百万富翁跌落到生活开支都有问题，甚至还有负债，然后两手空空重新开始，这并不容易。我也一度非常绝望。很庆幸的是，我没有一直沮丧下去，而是选择了重新开始。
现在回头看，我得感谢那场灾难。
46岁让我一贫如洗也是上天给我最好的礼物，否则，我们就不会被逼无奈，继而创造出今天的金士顿。所以，我总是鼓励那些遇到困难的人，尤其是受到打击跌至低谷的人，无论多么困难，都要相信自己，不要放弃，要朝前看。要把低谷当成是开创人生新高峰的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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