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前，负责打击医药腐败的一位政法官员称，国家打击医药腐败，从药企为切入口，对医药贿赂严厉打击，揭开药价虚高的真相，为医改扫清障碍。
据黑龙江省检查系统一人士称，对于“华润黑龙江医药”、“三精制药”涉嫌的违法违纪问题，省检察院下决心严厉查处，要将此案办成影响全国的典型案件。但该人士也提到，随着刘占滨的自杀，部分线索中断，调查面临更为严峻的考验。
据新京报记者了解，刘彦铎的丈夫王晓男，曾担任黑龙江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安全监管处、药品注册处的处长职务。这两个处室对于药企和医院都至关重要，一方面管理着医院进药的目录，另一方面管理药企药品审核。
据黑龙江省食药监局透露，2012年，王晓男虽未满60岁，但以工龄超过30年为由从广告监督审查办公室退休。
6月4日，黑龙江食药监局纪检监察处工作人员称，他们也联系不上王晓男，“现在公安局的人也找不到他（王晓男）。”新京报记者了解到，刘彦铎案发后，王晓男逃往国外，至今未露面。
哈尔滨一医药代表称，20多年来，刘彦铎正是借助其丈夫的职权，在哈尔滨从事医药销售，织就一张联系药企与医院的关系网。在哈尔滨某大医院，只要是刘彦铎代理的药品，都能很顺利地进入该医院的采购名单。一些外地的药企需要依靠刘彦铎的关系才能打通黑龙江医院的渠道。
据接近检方的人士称，关于刘彦铎的举报信，主要反映她收受药企贿赂和向医疗、医药系统行贿两方面内容。
刘彦铎和刘占滨的涉嫌贪腐交集是在“三精制药”控股的“三精千鹤”制药公司。
哈药内部人士透露，“三精千鹤”主要暴露的问题是将批号外包，生产贴牌药。这种做法在“三精制药”收购的外地分厂也存在。这种“贴牌”药品冠以“三精制药”的商标，但三精制药并不负责销售推广，而由承包商依靠自身的渠道销售。
据知情人士称，“三精千鹤”最大的自然人股东刘彦铎通过自己的渠道销售这些贴牌药品，然后与刘占滨、“三精千鹤”董事长孙开敬等人分成。
或涉巨额广告回扣
内部人士称，“三精制药”是广告大户，广告决定权在刘占滨手中，刘占滨以涉嫌受贿为由被查，与广告回扣也有关系
“三精制药”的多个药品拥有较高知名度。人们可以在各个电视台黄金时间看到“新盖中盖”、“三精双黄连”、“蓝瓶”葡萄糖酸锌口服液的广告。
据哈药集团内部人士透露，“三精制药”的利润主要依靠这些OTC药品（即非处方药），但这些OTC药品的销售对广告依赖性很大，基本上出厂价100元的药品，广告公关费要占50%左右。
据公开数据显示，2010年至2012年，是“三精制药”广告营销的黄金时期，其广告费用分别为4.6亿元、5.09亿元和5.05亿元。相应年份年报显示，“三精制药”2010年到2012年的净利润分别是3.33亿元、3.98亿元、3.63亿元。
2013年，“三精制药”支出的广告费为4.31亿元。
“三精制药”内部人士透露，公司一直是电视等媒体的广告大户，在哪个电视台做广告，什么时段、时长多少，都由公司董事长刘占滨拍板。这次刘占滨以涉嫌受贿为由被查，与广告回扣也有关。
对于哈药集团广告费的问题，作为哈药外资方，中信资本也力图想公开透明，但因涉及利益众多，一直未能成行。
据哈药内部人士透露，虽然哈尔滨国资委占股45%，剩下的55%股份由中信资本冰岛投资有限公司（毛里求斯）、华平冰岛投资有限公司（毛里求斯）、哈尔滨国企重组管理顾问有限公司分持，其中中信冰岛、华平冰岛各占股22.5%，哈尔滨国企重组管理顾问公司持10%。
剩下的三家公司都是非国资公司。另外，中信、华平还持有哈尔滨国企重组管理顾问公司70%股份，意味着两家公司还间接持有哈药集团7%的股份。
据哈药内部人士称，哈药集团虽然名义上是国有控股，但代表外资的中信资本事实上掌控着哈药集团。
中信资本对哈药集团的管理意见很多。从2011年开始，中信资产董事长张懿宸开始插手哈药集团的管理，他试图改变集团资金和销售系统架构，但由于触动内部利益，2年多过去，成效并不大。
据《环球企业家》报道，中信资本针对哈药集团采购系统及广告系统的整合至今仍未完成，同一时段，同样的广告时长，同一个电视台，不同分厂的采购价格仍很悬殊。
此外，会议营销也是“三精制药”的一大特色。2010年至2012年，公司的会务费从6849万元升至1.68亿元。2013年度会议费开支则达1.01亿元，达去年净利润的15倍。据哈药集团内部人士透露，这么巨大的会议费实际上很大一部分是对医院领导、医生和有关部门负责人的“回扣”和“奖励”。
医药领域“顽疾”难克
哈药多名内部人士称，药企在销售中向医生行贿的潜规则很难打破
一位哈尔滨市的医药代表称，3个多月前，她们听说刘彦铎出事，随后多个与刘彦铎代销药品有关的医院和医生被调查。
据接近黑龙江省检察系统的人士称，目前多数涉案医生已保释回家。在刘彦铎案中，调查重点就是涉嫌对医院医生的“带金销售”药品行为。
据哈药集团多名内部人士称，目前药企在销售中，向医生行贿十分常见。尽管医药领域反腐措施严厉，但药企“带金销售”的潜规则很难打破，这已成为医药领域的“旧病顽疾”。
据称，药品上市首先要由发改委定价，确定最高零售价，各省在最高零售价的范围内，由政府采购中心进行招投标，医院再根据政府招标进来的药品名单选择进药。
在这个流程当中，药企首先要到发改委“公关”，确定药品的最高零售价格，而后还要对省里医药卫生部门“公关”，进入政府采购目录，此后才是对医院院长、药剂委员会主任“公关”，确定药品进入医院药房。
而真正到了开药的步骤，则仍是医生说了算。同样一种抗生素，有不同药企生产的多个品种，选择权在医生。
据哈尔滨市某药企的医药代表称，他们每月给药房工作人员“统方费”，平均一个药方一元钱。再按照药房统计出来的每个医生的药方，给医生发放提成，平均一个药品给医生提成药价的10%-20%不等。
该医药代表介绍称，从去年医药反腐以来，原来每个月的现金结算变得隐蔽起来。开始利用去外地、国外开会为由，到了开会地点再给医生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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